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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. 以史鑒今 資政育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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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爭論中艱難推進
      來源:《黨史博覽》  作者:許人俊  點擊次數:

      中國農村“大包干”發源地——安徽鳳陽縣小崗村。圖為富裕起來的農民在舉辦文藝演出


      中國的農村改革是舉世矚目的一件大事。這一改革是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正式開始的,它不僅使中國農村面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,而且推動了城市以至整個國民經濟體制的巨大變革。

      農村改革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突破口,通過它破除了長期存在的“一大二公”、權力集中的人民公社管理體制,擯棄了平均主義和吃“大鍋飯”的分配辦法。這是經濟領域內的改革,更是政治思想領域內的一次偉大解放。

      粉碎“四人幫”后,“農業學大寨”之風仍在全國盛行。遭遇大旱的鳳陽縣小崗村,為了求生存被迫搞起了包產到戶,從而奏響了農村改革的序曲

      1976年10月,“四人幫”被粉碎,“文化大革命”宣告結束。1978年底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,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,開創了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。

      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曾深刻地指出:“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?!薄耙粋€黨,一個國家,一個民族,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,思想僵化,迷信盛行,那它就不能前進,它的生機就停止了,就要亡黨亡國?!彼€強調指出:“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,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葬送?!?/span>

      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,大會接受了鄧小平的觀點,果斷地停止使用“以階級斗爭為綱”的錯誤方針,強調撥亂反正,糾正“左”的錯誤。

      改革頓時成為舉國上下的共同呼聲。然而,改革之路非常艱難。當時“兩個凡是”的“左”的思想仍有巨大市場。

      就在鄧小平發表上述講話前,中共中央正在召開全國普及大寨縣工作座談會,要求以昔陽縣為榜樣,學習大寨經驗,大力推行向大隊核算過渡。會后,中共中央印發了49號文件,明確規定:“向大隊核算過渡是大勢所趨,各級黨委態度要積極?!?/span>

      于是,在中國農村改革的號角剛剛吹響的同時,“普及大寨縣”和“向大隊核算過渡”之風也席卷全國。各地農村敲鑼打鼓,高舉學大寨的旗幟,掀起過渡的宣傳高潮。

      窮則思變。安徽鳳陽縣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家鄉,歷史上窮得出名。解放后,鳳陽縣農村搞起了公社化,但依然貧窮。據統計:1956年至1978年,鳳陽縣先后吃國家返銷糧4億斤,接受國家投資和貸款136億元,是典型的“吃糧靠返銷、花錢靠救濟、生產靠貸款”的“三靠縣”。 1978年,鳳陽縣又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,加上貫徹“左”的政策,嚴重破壞了農村生產力。鳳陽縣農民對“農業學大寨 ”沒有興趣,對依靠人民公社 “大呼隆 ”勞動度荒也失去信心。許多人身背花鼓走四方,靠說唱謀生。這一情況,在安徽省其他地方也相當普遍。爭生存、保平安,已成為當時各級領導的當務之急。

      1978年秋收秋種時,剛剛到安徽擔任省委第一書記的萬里下鄉視察,眼看地里無人干活,播種無望,心急如焚。他立即召開省委會議,冒著政治風險大膽決定:凡集體無法耕種的土地,可以借給農民耕種,誰種誰收,并從集體耕地中給每人借一分地種菜度荒。

      鳳陽縣馬湖公社在傳達貫徹省委決定時,群眾堅決反對繼續搞“大呼隆 ”的勞動方式和吃“大鍋飯”的分配辦法,強烈要求實行“分組作業,以產計工,費用包干,節約歸組”的生產責任制。他們深深懷念 1960年初實行過的生產責任制。那時,為了戰勝三年自然災害,鳳陽縣曾經搞過類似包產到戶的責任田,效果很好,一度受到鄧小平、鄧子恢等人的支持。后來,被作為“分田單干,走資本主義道路”橫遭批判。好辦法雖然夭折,但尊重事實的農民對此一直記憶猶新。

      鳳陽縣委書記支持了馬湖公社干部、群眾的意見,但謹慎要求人們先搞試點,不聲張,不推廣,免得惹是生非。結果旗開得勝,責任田試點成功:大災之年,全縣的社隊大多減產,唯有馬湖公社十個試點隊沒有減產,而且還有兩個隊增產。

      無獨有偶,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也秘密搞起了包干到戶。18戶農民簽字畫押,大家發誓患難與共,守口如瓶,決不對外講。如果被查出,隊長坐牢,大家集體養活其全家老小。

      秋后,小崗生產隊的農業生產竟然出現驚人奇跡,糧食產量是上年的4倍。這個合作化以來 23年從未向國家貢獻一粒糧的“三靠隊”,實行包產到戶頭一年,就向國家貢獻糧食3萬斤、油料2.4萬斤。

      鳳陽縣的奇跡,使人們看到了農村改革的希望。安徽省委在總結全省各地經驗的基礎上,經過激烈的爭論,終于制訂了《關于目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(草案)》,簡稱 “六條”。其主要精神是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,允許和鼓勵農民搞家庭副業,產品可以到市場出售,農活可以責任到人……

      安徽的“六條”,是粉碎“四人幫”后中國農村改革過程中最早出現的一份革命性文件。當時,剛剛復出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鄧小平,看到這份有爭議的文件后,不禁拍案叫好,立即表示支持。當時,全國“左”的思想路線仍居上風。那年,鄧小平出訪巴基斯坦途經四川時,特地向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推薦“六條”。四川省委頂著“左”的政治壓力,仿效安徽也制訂農村改革的“十二條”。從此,安徽和四川兩個農業大省彼此呼應,在農村改革的大潮中,聯手前進,成了國人矚目的典型,同時也成了眾人爭議的焦點。

      當時,安徽、四川兩省領導的態度謹慎、低調,主張埋頭干,少宣傳。

      中央文件在農村政策上開始松動,但包產到戶依然是禁區,新舊兩種思想相互撞擊。關鍵時刻,鄧小平站出來支持,為農村改革鳴鑼開道

      1979年國慶前夕,中共中央召開了十一屆四中全會,分析中國農業現狀,總結歷史經驗教訓,研究新對策。會議認為,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《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(草案)》,由于歷史情況發生變化,有些內容應作適當修改。修改后的《決定》,突出強調:“確定農業政策和農村經濟政策的出發點,是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,充分發揮我國8億農民的積極性”;“在經濟上充分關心他們的物質利益,在政治上切實保障他們的民主權利”;“我們的一切政策是否符合發展生產力的需要,就是要看這種政策能否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”。

      《決定》還對農村工作提出三個“一定”:一定要從實際出發;一定要按照自然規律辦事,按照群眾利益辦事;一定要堅持民主辦社的原則,尊重和保護群眾的民主權利?!稕Q定》并提出 ,“決不能搞瞎指揮和一刀切”。同時,《決定》有針對性地指出,“大寨縣和全國一切先進單位,都要對自己一分為二”。重申:“分配上堅決糾正平均主義,可以定額記分,可以評工記分,也可以包工到組,聯產計酬?!?/span>

     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《決定(草案)》原先有兩個“不許”:不許分田單干,不許包產到戶。修改后的《決定》只提“不許分田單干”,對包產到戶則未提“不許”二字,而是改為:“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、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外,也不要包產到戶?!闭Z氣十分緩和,而且具有靈活性。修改后的《決定》最后甚至表示“以上各點還不能說是成熟的意見,應該在實踐中繼續加以補充、修改和完善”。

      好事多磨,正當各地在執行中央文件精神包產到戶有所發展時,新的沖突又爆發了。

      1980年一二月間,國家農委在北京開會專題研究加強農村經營管理問題,大家各抒己見。安徽代表從經營管理的角度介紹了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情況,著重闡述:一、部分后進農村迫切要求包產到戶。這些地方突出的矛盾是窮,生產隊家底空,連簡單再生產也難以維持,成了一無所有的空殼。實行包產到戶僅僅一年,一大批生產隊就翻身,有的甚至一季就翻身。二、包產到戶是責任制的一種形式,不能同分田單干混為一談。三、后進地區長期受“左”的路線危害,如今中央號召加快發展農業,他們對生產隊搞集體生產喪失信心,希望用包產到戶,多收糧食,為四化多作貢獻,這是社會主義積極性的表現。

      沒想到這一發言,卻把包產到戶到底是姓“資”還是姓“社”的爭論之火點燃起來。反對者認為包產到戶就是分田單干,是資本主義,如果不堅決制止,農村社會主義陣地必將丟失!20多年合作化成果必將毀于一旦,太可怕,太可惜!

      部分省、區、市和新聞單位、經濟研究部門的代表,支持安徽代表的發言,認為講得很有道理,反映了民心。但反對者人多勢眾,一時形成對安徽代表及其同情者的批判和圍攻。雙方唇槍舌劍,氣氛十分緊張。

      國家農委的一些領導則表示按中央文件辦,即“不許分田單干”,“也不要包產到戶”,實際上站在反對者的一邊。

      1980年131日下午,華國鋒、鄧小平、李先念、胡耀邦、王任重、姚依林等聽取國家農委的匯報。會上,華國鋒強調指出,“責任制和包產到戶單干不要混同起來”,包產到戶使老的、弱的也分了一分地,生產上有困難。已經搞了的,要認真總結經驗,提高覺悟,逐步引導他們組織起來。傾向性依然十分明顯。

      鄧小平在會上一直在沉思。早在 20世紀 60年代初,他就以“黃貓、黑貓,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”的妙語支持安徽包產到戶。這次會上,他未就包產到戶直接表態,而是講了農村工作的另一個問題,即到 20世紀末達到小康目標,每人收入1000美元的問題。他說,這是一個戰略思想,我們要按1000美元這個目標,考慮我國經濟發展的速度,考慮農村經濟的發展?,F在不訂出規劃,不確定目標,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。這實際上是告誡全黨:在農村改革問題上,要有緊迫感,要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,再不能裹足不前了。

      鄧小平的講話并沒有引起一些人的重視。會后,國家農委主辦的《農村工作通訊》2月刊發表了《分田單干必須糾正》。文章對安徽包產到戶大加抨擊,指責是方向、道路問題,要堅決與之斗爭。編輯部還加發編者按,責問:“包產到戶到底是集體生產責任制的一種形式,還是實際上倒退為分田單干?”“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?”言語尖銳,令人震驚。

      為趁熱打鐵,《農村工作通訊》3月刊又發表《包產到戶是否堅持了公有制和按勞分配》一文,并有計劃刊登一些讀者來信和農村經濟“權威”人士的文章,力圖對包產到戶形成批判的聲勢,抑制其繼續發展。

      熟悉農村改革的吳象和新華社記者張廣友深感事態嚴重,于是立刻趕寫文章《聯系產量責任制好處多》,熱情贊揚包產到戶。對此,《人民日報》負責人大為贊同并支持,在49日《人民日報》予以全文發表。這期間,《人民日報》和新華社連續發表了許多文章,擺事實,講道理,有力地回擊反對者的各種言論,在國內外引起廣泛關注。

      這是一場全國性的大爭論。新聞界在爭論,農村在爭論,各省、區、市領導也在爭論。任仲夷、池必卿、周惠、李瑞環和四川省委領導,都熱情支持推廣包產到戶。反對者也不乏其人,某省領導表示:“寧愿遲發財,也不能摔跤子?!庇形皇☆I導甚至說:“我要保持革命晚節,堅決反對包產到戶,反對單干!”

      鄧小平對這一場大爭論極為關注。他在閱讀大量有關資料后,數次找萬里談話,了解情況。198042日,他又找胡耀邦、萬里、姚依林、鄧力群等談話,正式表態:“農村地廣人稀、經濟落后、生活困難的地區,像貴州、云南、甘肅等省份中的這類地區,我贊成政策要放寬,使他們真正做到因地制宜,發展自己的特色。西北地區要走畜牧業的道路,種草造林,自留畜要放寬。農村要普遍鼓勵種樹,實行一人種活多少樹,誰種歸誰的辦法。有的地方可以搞自留山,要發展多種副業,發展漁業、養殖業 ……”

      鄧小平特別強調:“政策一定要放寬,使每家每戶都自己想辦法,多找門路增加生產,增加收入。有的可以包產到組,有的可以包產到個人?!彼膭畲蠹遥骸斑@個不要怕,這不會影響我們的社會主義性質。政策放寬以后,有的地方一年可以增加收入一倍多。我看了許多這樣可喜的材料?!庇捎诖藭r萬里已調任國家農委主任,所以鄧小平又指示,“要解放思想,此事請萬里同志研究個意見,到書記處討論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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